中华“非遗”守望者——马盛德

中国的“非遗”元年,是从2001年昆曲成功入选联合国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名录算起的,2019年已是第19个年头。

这些年间,马盛德既是“非遗”保护的同行者,更是“非遗”保护的推动者和引领者。他参与了古琴、热贡艺术、二十四节气等的成功申遗,见证了2006年起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“文化遗产日”的设定和2011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的颁布,指导和主持了诸多大型非遗论坛、展览,推动了“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”。

马盛德退休之前的头衔固然使他成为“非遗”领域的权威人士,而他另有一张颇为显眼的“名片”——他有着撒拉族少数民族身份,有着数十年的科班学习、舞台实践和田野考察的履历,曾是国家“非遗”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舞蹈组委员。在种种场合比如诸多“非遗”讲座上、媒体采访时及国际学术交流中,他总是强调,“国家层面推进的‘非遗’保护中,少数民族的‘非遗’受到特别的重视,选我来文化部做‘非遗’保护的管理工作,本身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……”

马盛德寄语

12岁的少年大学生

胡赛尼到了上学的年纪,街子小学的老师给他起了学名——马盛德。很多年后,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看到这个名字后说:“‘吾邦有盛德’‘君子盛德’,盛德在古文里是个很好的词哪,你的小学老师有水平。”

1959年至1961年是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,纵是三头六臂也无法让地里产出更多粮食。作家莫言在小说《蛙》里提到,“三年自然灾害”使山东“高密乡”的出生率几乎为零。远在西部山区的团结大队也是同样境况。1959年冬,马盛德出生。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上有4个姐姐2个哥哥,与他同龄的小伙伴没几个。

孩子们上学松散,马盛德有时逃学。老师到家里喊他,他就躲到院子里的杏树上。这真是棵神奇的杏树,全村庄的杏树里,就属它结的杏子成熟最早。这可帮了大忙了,在旧的粮食即将吃光、新的粮食还没收下来的时候,父亲就用背篓背着杏子,到邻近的藏区或回族山区换些吃的,缓解青黄不接的窘迫。

转眼到了小学五年级。1971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,马盛德正和同伴在学校打篮球,远远站着几个陌生人。他们是北京和西宁的老师,翻山越岭来这里是为了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招收工农兵学员。马盛德和比他略大的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被选中了。

一听要到伟大的首都读书,能看见天安门,马盛德又惊又喜。父亲有些担忧:“你才12岁,太小了,想家怎么办?”“那我也要去。”

第一次坐火车,第一次坐“大轿子车”,第一次看到大学校园……带着一路的兴奋劲儿,马盛德他们来到了18号楼艺术系,这座楼是梁思成设计的,古朴而气派。老师领他们到排练厅,分发练功服,等学生们换好衣服,便开始测量每个人的腿长和臂长,柔韧度和弹跳力。

“我们傻眼了,这才知道是来学跳舞!”

在撒拉族的传统社会观念里,露胳膊露腿搞艺术不算个正经职业。马盛德坦承:“如果早知道是学跳舞,家里人肯定就不让来了。”可见,前去招生的老师们是做足了“功课”的,他们知道撒拉族人的这一观念,因此只说“让孩子去北京上学”,而只字不提“跳舞”“艺术”。

后来有个故事:有一名摄影记者去排练厅,拍到了与马盛德同来的撒拉族姑娘一身短打扮练功的照片。为了宣传撒拉族第一代学舞蹈的大学生,照片被登在了《民族画报》上。很快,家乡循化县文化馆的橱窗里贴出了画报。有人看到后告诉了女学生的家长,在家长要求下,这张画报撤出了橱窗。

工农兵学员3年学制的大学生活新奇多彩,冲淡了马盛德的思乡之情。马盛德个头小,被分在小班,洗不动的厚衣服老师给洗,大班或高年级的同学抢着帮忙,各民族学生和谐相处。那个年代物资紧缺,中央民族学院却受到国家特别照顾,每个学生每月有18元助学金,“我们学舞蹈和吹铜管乐的学生因为体力消耗大,每月还能分到四斤糖呢,两斤白糖两斤红糖,作为营养补助。”课外活动相当丰富,每到“五一”“十一”就去游园。“还常到机场、火车站去,56个民族的学生穿着民族盛装,拿上鲜花唱啊跳啊,欢迎外宾。”马盛德回忆道。

与马盛德沉浸在欢乐的大学生活中所不同的是,老师却有点发愁:“怎么老不见这孩子长个儿呢?”整个大学期间,马盛德因为身高问题,只能跳《拾青稞》这类儿童剧。直到15岁大学毕业,他才开始蹿个头,竟蹿成了1.83米的大高个儿。

马盛德毕业后留校,给民族舞蹈教育家马跃当助教。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流行一句话,“不会跳 《奔腾》就别说你会跳蒙古舞。”蒙古族男子群舞《奔腾》的编舞,正是云南籍回族人马跃。

2016年11月,中央民族大学大礼堂举办了少数民族舞蹈教育研讨和教学展演活动,开幕仪式上,马盛德作为校友代表致辞,“今天我站的这个舞台,是我记忆里最难忘、最亲切的地方……看到母校的辉煌成果,我无比自豪。”

1972年,马盛德(前排左二)在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

“金色谷地”的舞台多面手

结束了3年的助教生涯,18岁的马盛德回到青海,在隆务河畔的“金色谷地”——热贡,一待就是8年。沉入民间,浸润于精深的藏文化,滚打于基层舞台,这8年,为马盛德以后踏上舞蹈研究与“非遗”保护之路积蓄了后劲十足的能量。

在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,马盛德是个多面手:既是演员,又当舞蹈教练,还担任编舞。他数度摘得全省乃至全国大奖,被收入由著名戏剧家曲六乙主编的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》。1979年11月,马盛德作为青海省舞蹈界的一名代表,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,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大会祝辞。

在马盛德创作的诸多佳作中,大型藏戏《意乐仙女》颇值一提。作为从民间藏戏到舞台藏戏的成功探索,《意乐仙女》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该剧有8场戏,其中7场都是以大场面的舞蹈来支撑,编舞全由马盛德一人完成。1983至1985年,《意乐仙女》赴全国7个省区市巡演,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,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欣赏到了这朵瑰丽的“藏戏之花”。

之后近10年,马盛德先后在青海民族大学、团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工作,频频穿梭于舞台、田野和书斋。他曾用3个多月时间,与同事一道在青海塔尔寺与僧人同吃同住,学习了解面具舞羌姆的服饰道具及图案色彩,舞蹈动作及象征含义,表演流程及严谨仪轨,运用摄像、图片、文字等手段完成了对羌姆乐舞的完整记录。

2005年5月,马盛德在新疆考察维吾尔族刀郎舞蹈

回归书斋的大龄研究生

35岁时,大龄青年马盛德迎来了人生的大转折——1995年他重回课堂,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舞蹈史论专业硕士研究生。这一转折的铺垫,是1991年夏季在兰州举办的西北地区“舞蹈生态学培训班”。

参加培训的马盛德有幸认识了两位主讲的先生——舞蹈表演艺术家、舞蹈理论家资华筠和语言学家王宁教授。其时,在舞台上渐感体力不足的马盛德已在考虑转型问题,但对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是困惑,因而感叹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而两位先生以“舞蹈生态学”启蒙了他,令他茅塞顿开,骤然窥见了斑斓的新世界。

之后,马盛德尝试着运用舞蹈生态学的方法,以舞蹈的外部形态为切入点,把握舞蹈的动律、节奏、风格,研究舞蹈地理环境、历史源流、风俗习惯等生态因素对舞蹈的内在作用,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,并因《玉树“求卓”藏舞的民族特点及现代变革》一文受邀参加了国际舞蹈会议。那种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快乐,比起舞台上谢幕时的掌声,似乎带给他更为深层而持久的余波,于是,他认定了考研之路。

从舞台转向书斋,一个感性,一个理性,本就是很大的挑战,再加上文化底子差、母语是撒拉语,英语得从ABC学起,马盛德破釜沉舟,干脆用整整一年时间脱产备考。

那会儿,中国艺术研究院坐落于恭王府。恭王府是文保单位,不能新建房屋。研究生部的宿舍和教室类似于建筑工地的临时建筑,四处透风,冬天很冷,夏天酷热,因此有了两个雅号,冬天曰“耶路撒冷”,夏天曰“萨拉热窝”。学校没有清真食堂,一日三餐,马盛德就用挂面、鸡蛋、馒头、咸菜对付。恭王府附近,有个撒拉族老乡开了间餐馆,瞅见瘦成条儿的马盛德,那老乡总要抓起羊肉串塞给他。

苦的是皮肉,乐的是精神。马盛德说:“我近距离地聆听了国内、国际一流专家学者的教诲。在读书与思考的过程中,我享受到了理论带来的快乐和内心的充实,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完全抵消了求学生活的清苦和艰难。”

毕业论文答辩时,好几个同学被老师们的轮番提问给问哭了,马盛德往那儿一站,老师们的眼神里立即一致流露出同情和赞许:“老马,这几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!”作为大龄研究生,马盛德被同学们唤作“老马”,年岁更大的老师们也跟着这样叫。

马盛德的毕业论文《西北地区撒拉族、回族、维吾尔族婚俗舞蹈比较研究》写得很扎实。有关文献史料十分稀少,马盛德干脆下笨功夫,从家乡的街子镇、孟达乡开始,寻访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新疆多地的专家学者、民间艺人,用田野考察的第一手材料来支撑对问题的研判。

马盛德发现,撒拉族、回族、维吾尔族尽管有着同一种宗教信仰,但其各自的婚俗舞蹈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演变轨迹:撒拉族的《堆依奥依纳》已完全从生活中消失,回族《宴席舞》处于式微状态,而维吾尔族的《纳孜尔库姆》却一直兴盛不衰,这是由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、自然环境、宗教文化表现形式、社会进程、艺术本体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这印证了在马盛德的童年里,为什么始终没有看到自己民族原生状态的舞蹈。而童年没有看到的,他在后来的寻访中看到了。1996年12月的一个冬夜,他来到撒拉族民间艺人韩阿卜都的小院。老人在炉子上烤了一些土豆招待他,两人边吃边聊。在马盛德的请求下,老人在月光下表演了撒拉族民间舞蹈《阿里玛》《依秀儿·玛秀儿》的一些片段,动作并不华丽但韵味十足。那会儿,马盛德生活拮据,无法购买摄像设备留下这珍贵影像,但他把这些动作学了下来,记了下来。

马盛德又从渐行渐远的撒拉族婚宴舞蹈《堆依奥依纳》中挽留住了民族文化的些许遗珍。“举行婚礼”用撒拉语说就是“堆依奥依纳巴”,“堆依”是指骆驼,“奥依纳”是指跳舞,结婚和骆驼跳舞有关系吗?当然有。马盛德娓娓道来——

相传700多年前,中亚细亚的一支英雄部落——撒鲁尔部落进行了一次大迁徙。他们牵上一匹白骆驼,带上一部《古兰经》,跋山涉水一路向东。将要翻越第30座大山时,驮经的骆驼不见了。大家四处寻找,终于在循化街子河东边沙坡下的泉水边看到了它,它此时已变作泉边一尊石头,《古兰经》在石上安然无恙。泉水清甜,土地肥沃,大家便在这里定居繁衍,形成了后来的撒拉族。那池清泉被撒拉族人称作“骆驼泉”。

撒拉族只有语言,没有文字。撒拉族人完成历史传承的最直观方法,便是在婚礼上跳骆驼舞,以朗诵、吟唱和简单的舞蹈动作,在“你从哪里来”“你怎么来”的答问和演示中,完成对先民伟大功绩的追念。

如今,骆驼舞不跳了,而“骆驼泉”口述传说和撒拉族婚俗,则双双成为国家级“非遗”。撒拉族婚俗有着“变”与“不变”,变的是骆驼舞这一文化表现形式,但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内核并没有变,其基本的婚礼仪轨依旧,是不断发展并融入现代生活的“非遗”。

如今,马盛德在学术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果,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,先后出版了《人神共舞——青海宗教祭祀舞蹈的考察与研究》《中国民舞》《西北地区信奉伊斯兰 教民族婚俗舞蹈研究》等专著,其中《中国民舞》被推荐为“首届全国百种优秀民族图书”。

2016年,马盛德参加“中非文化多样性保护论坛”

记者手记>>>

“非遗”要活在生活里

2018年12月11日,马盛德回到母校中央民族大学,作了一堂题为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》的讲座。他强调了“非遗”的基本特点和规律:世代相传、活态传承;具有一定的文化表现形式或载体;从古至今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;它是共享的,是不断被再创造的;具有活态流变性与恒定性规律。

这也意味着“非遗”是活的、动态的,而一旦失去生存土壤,它就不再是“非遗”。马盛德拿家乡的连枷号子这一民间音乐表现形式来举例。连枷是过去使用的一种简单农具,打麦时,农民排成排,喊着有节奏的号子抡连枷,这使打麦子的动作有了舞蹈的动感,培育了协作精神,增添了劳动乐趣,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但在今天,农业实现了机械化,脱粒机代替了连枷。“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连枷号子这种历史上的‘非遗’而恢复落后的生产方式,脱离了现代生活的‘非遗’必死无疑,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听之任之。”马盛德说,“通过视频、音频、图片、文字,我们可以把它数字化保存,留住乡愁,留住文化的根,它还能为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化旅游提供灵感,提供素材。”

马盛德总结道:“我们的‘非遗’只要还有一口气,就不能进博物馆,要活在人们的生活里、社区里。但‘非遗’保护不能以牺牲人民大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为代价。”

也有穿越千年而依然鲜活的“非遗”。讲座上,马盛德为大家放了一小段视频,那是2016年11月30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,中国的“二十四节气”通过评审、被宣布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的激动一刻,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领队,马盛德在“CHINA”的桌签后站起鼓掌致谢,姿态谦谦有礼,神情难抑激动。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,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,什么节气对应什么农事,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,这是中国人的常识。每当看到新闻联播播报农历和二十四节气,马盛德就总是想起那令他难忘的激动一刻。

这堂讲座,马盛德从故乡街子镇讲到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,从藏戏讲到其他戏曲和“非遗”的各个门类,从舞台实践讲到田野考察和“非遗”保护,这背后既可见他颇为传奇的人生轨迹,又可在他身份的一次次变换中看到“不变”——不变的乡愁。

文/江胜信


【人物档案】

1959年冬,撒拉族人马盛德出生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镇。

1971年,12岁的他进入中央民族学院(今中央民族大学)艺术系,学习民族舞蹈。

1977年至1994年,他回到青藏高原,回归舞台。

1995年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,成为我国第一个撒拉族硕士研究生,毕业后留校。

2001年,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调至该院科研管理处,组织了诸多大型“非遗”高层论坛。

2009年,国家文化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,马盛德担任副司长,后担任非遗司主持工作的巡视员。

2017年退休后受聘为10余所大学客座、特邀教授,迄今已开设近百场“非遗”讲座。